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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” ●四分卫


    以色列最后一个集体农庄宣布解散。在后冷战时代,这并没有成为符号性的事变。我们平静地认为——并且习惯性地接受了一种近似于宿命论的诊断——因为平均主义,极大地削弱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,农庄的经营难以为继,它要么破产,要么改制。
    上个世纪70年代末,我从城市回到村子里读小学,逐渐感觉到生产大队的大队部被边缘化了。而更早一些时候,它是整个村子的政治与文化中心。
大队部设在几间泥坯墙砌的茅草房子里。我记不得那里下过雨。这肯定失真。它给我留下的记忆是热闹的。那一段回忆全是暖调:乡亲们在邻近大队部的幼儿园门口剥玉米粒,劳动场面十分热火。玉米粒是金黄色,泥坯墙是土黄色,太阳很大,空气透明,连白云都没有,作为背景的竹林幽暗发绿,其中散布着慵懒的母鸡。沿着机耕道排开,全村的女社员坐在竹箩筐后面,把玉米粒剥进箩筐。她们说笑爽朗,仿佛心无芥蒂,直到田间电线杆上的喇叭传来公社播音员坚定、高亢的声音。
    现在我承认这种描述洋溢着幻想般的诗意,正如同那个时代对穷困、艰难视而不见的主流艺术作品。同时我也乐于承认,一旦它们凝固为记忆,想起来就比事实本身更加真实,而且必不可少,因为,从土地开始,诸如“改制”这样一些触及灵魂的词语不断扩大适用语境,作为现实的帮凶,蚕食着我们关于公平、集体的理想领地。从土地开始,在我的村子,劳动迅速进入“自留地”范畴,被它吸引,个体劳动三下五除二就瓦解了集体劳动。
随着劳动方式一起被瓦解的,可能还有价值、信念。当然,还有阳光下缓慢消逝的童年,像夏天河面的水,看不到被蒸发、吹散的每个瞬间,但的确,包裹我们的空气越来越潮湿了,成份也越来越复杂、可疑了。
    同缓慢消逝相比,用来附着记忆的田野、树林、河流、建筑却发生着急剧的变化。这不是一个集体火热的年代,但肯定是一个各自不安分的年代。村民们无序地生存着,像城镇市民一样开始减少交流,奔赴不同的、有限的、分散的目标,演绎物竞天择的进化原理。我90年代末回到自己村子的时候,已经感受到物欲在明显加速着蔓延。今年清明节前再回去,整个居住的村落很难找到旧时痕迹,院子中间铺上了水泥小路,角落的柚子树拔除了,熟悉的旧房子还剩下一间。
三十年,农村发生的变化全部围绕现实题旨展开,现实之上,仿佛没有更加崇高的事物。所有物不是,人更非的进程清楚地显示:我们这一代的乡村童年,就像以色列最后的集体农庄,即便曾经出现过,最终也只能仅仅成为一种诗意的存在,悄然隐没于潮流涌动的时代深处。
 
 
 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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